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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巨额外汇储备启动全球振兴计划

发布时间:2021-01-25 16:36:27 阅读: 来源:洗头帽厂家

以巨额外汇储备启动全球振兴计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任务。我个人认为,长期备受关注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运筹方式是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发达国家的金融治理能力有三种基本模式。欧洲的小政府模式推崇自由主义,政府只管金融秩序,形成了完善的政府金融管理能力;日本的产业政策模式,力推政企合一运筹,政府参与产融结合运作,全面强化企业全球竞争力;美国的货币主义模式则直接介入全球金融竞争,政府通过美联储推行空发霸权,利用自己的国际货币优势掠夺全球财富。全球化的大国金融治理涉及到国家金融与国际货币的方方面面。2008年以来的美日量化宽松,都是基于金融治理能力逆全球反对而上,靠牺牲全球各国的利益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苏与加速度增长,把大国金融治理能力用到了极限。

先看美国的货币豪赌。在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倒闭后,美联储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创造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储备。美国的量化宽松是主动而有序的,并通过有偿信贷流入市场,美联储既能自己盈利,又能刺激经济,还能通过美元贬值剥夺全世界,一箭三雕。

再看日本的货币战争。安倍晋三 2012年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也是空发货币的宽松政策,使日元加速贬值,提升日本产业的全球市场竞争力。2013年5月16日,日本内阁发布了2013年一季度GDP的速报值表明,安倍晋三的刺激政策不仅给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也开始让企业和消费者振作起来。

全球外汇储备模式有三种。埃及靠运河收入形成财政资金,形成外汇储备,并根据汇率与储备的双重考虑,随时增减政府手中的储备量。日本当年面对不利金融形势时,曾采用发债理财法调理外汇;也就是不断降低存款利率直至实现零利率,而后用低利率发行日元短期债券,换取美元形成外汇储备后,再用高利率购买国外的长期债券,政府由此盈利颇丰。新加坡政府更为激进,政府的外汇储备只有20%左右用于国家外汇的周转使用,其余的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理财,赚取高达18%的投资收益,使政府敢于用多种方式把控更多的外汇储备;其中,包括空发货币运作,致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量高于著名的淡马锡公司5倍到6倍。

我个人认为,应警惕中国相关治理可能面临的三大误区。

一是过分担忧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事实上,美国、日本如此量化宽松都是在空发货币,稀释美元、日元价值而提高本国竞争力。我认为应该把巨额外汇储备转化成振兴全球经济的社会财富。我国外汇储备是一笔无息使用的概念负债,没有对应的具体债务人,只有很小比例的周转使用量,它是国家的巨大财富。二是对人民币发行数量的认识有所偏差。从本质上看,中国的信用基础薄弱与经济高速发展都需要巨大的货币发行量。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不是收紧银根、提高利率,而是把大量在高利贷投机放贷的闲置资金,引导到股市投资的产业升级上来。三是误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市场化操作存在风险。从本质上看,4万亿美元应有3种使用方法:策略性理财投资,追求短期收益;战略性资本投入,启动全球性的资本输出计划;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的互动运作,实现美元与人民币的合理联动。总之,我国外汇储备的市场化操作体现出的是国家金融治理能力,它不是陷阱,而只有在能力缺失时才会出现风险。

此外,要实现我国国家金融治理能量的集聚释放,还要通过再造全球经济振兴计划的投资机制,探索民营官助的运筹模式,进行投资项目的再定位与投资环境的再创造。

最近,中国的理论界与外交界都在谈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官方名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援助重建的计划,给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当年的美国有相似之处,同样面对国际关系的大变迁,同样面临如何解决过剩产能输出的国内发展瓶颈。特别是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我们的和平环境受到各种挑战,韬光养晦的空间日趋缩小,需要通过有所作为转守为攻,化被动应对为主动运筹,以崛起大国的姿态积极推动世界和平新秩序的建立。

如何运用巨额外汇储备启动全球经济振兴计划,如何发挥国家金融治理的运筹能量,在我看来并不是理论争执,而是必须面对的具体操作的主体瓶颈。我们的外汇储备理财体系已经有了很多积极探索,创办了中投主权投资基金,也在小范围内开始寻找基金委托理财。但是,全球经济振兴计划一经启动,五点一线的投资机制再造就显得很必要。

具体来说, 一是创办民营官助的混合所有制主体。战略性长期投资需要有责任主体,新加坡的淡马锡(产业性)与新政投(基金性)都是国有投资主体,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中国的政府体制与人才条件都与新加坡相距甚远,探索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也费时费力。另外,全球经济振兴计划也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平衡,必须建立民营企业主导的市场化投资主体担当大任,才能避开各种政治干扰,并建立起灵活决策的运作机制。为此,是否可以建立优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金融机构参股、基金管理人主导的民营官助混合所有制主体,是值得探讨的。二是进行产融结合的投资理财探索。中国对外投资的最权威机构是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进出口银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投资经验,拥有一流的国际化投资人才群。全球经济振兴计划既要发挥两大银行的明显优势,又要避免国有银行的体制局限,进行产融结合的投资理财探索。三是设计产业基金的投资决策体制。如新加坡的淡马锡与新政投都是金融投资主体,吸收了全球通行的产业基金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全球经济振兴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否也可尝试按基金公司模式设计投资决策体制。四是建立项目基金的运营管理模式。每个国家的项目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需要有子基金的形态独立运作。为此,要分层运筹万亿美元,建立综合性战略投资的项目基金,具体操盘区域项目的投资运营。五是优选国内国外的一流投资精英。中国的基金管理人才来自全球,开发区管理人才遍布全国,而全球各个国家的投资商和中介人才更是比比皆是。全球经济振兴计划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流投资精英的优选。为此,我们不仅要建立人才评价系统,而且要形成人才储备模式,为万亿美元投资找到一流精英的人才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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